因为长兴当初真正试验的教育券，虽然名字确实叫这个可爱的名字，但实际上却 根本就不是其学界热情追捧者心目中的那个东东。弗里德曼设计教育券的初衷，只是为了提**率，长兴搞的却是公平优先；弗里德曼设想的运行模式是“先发后 选，官随民选”；长兴教育券却是“先选后发，民随官选”；弗里德曼设想的教育券是激励家长去选好学校；长兴教育券却是激励家长去选弱势学校。弗里德曼生前 如果知道他的教育券理论被中国人实践成了这个样子，九旬老汉恐怕也会抓狂的吧？

其实，虽然教育券设想提出55年来，在理论界一直热度不减， 但即使在其发源地美国，也一直没能推广开，至今只有几个小城市在零散地试验，而且其试验的路径也与弗里德曼的初衷大有距离。如较早（1990年秋开始）试 验的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，教育券计划的申请者绝大部分是非洲裔美国人；1996年秋天俄亥俄州也开始针对贫民学校实施教育券计划。这种被社会学家加了料 的、只发给穷人孩子的“排富性教育券”，为周其仁教授所坚决拒斥——我猜，当他撰文热情夸赞密尔沃基的教育券试验的时候，并不知道密尔沃基试验的正是他所 反对的这种排富济贫的“伪券”。

弗里德曼一生，曾经有过几次类似的“逻辑冒险”。为了把政府干预的危险极小化，把市场的作用极大化，他提出 过干脆取消美联储，提出过取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。相比之下，发放教育券不算是较脱离实际的建议。作为纯粹的理论思辨成果，它们的价值是一流的，甚至是 伟大的。其作为对于社会实践的警醒，譬如教育券设想对于政府办教育之无可避免的低效率的警醒，也将一直具有积极意义。但是，直接“拿来”制定改革方略？ ——还是别那么书生了吧！